遗产化与旅游化情境下的社区居民搬迁研究
《旅游学刊》| 周小凤等：搬，还是不搬？——遗产化与旅游化情境下的社区居民搬迁研究
2022-04-16 08:00
搬，还是不搬？
——遗产化与旅游化情境下的社区居民搬迁研究
周小凤，张朝枝，蒋钦宇，曹静茵，潘彦宏
［摘 要］居民搬迁是遗产保护或旅游发展过程中常见的策略之一，但此策略究竟对遗产保护或旅游发展产生什么影响并没有形成研究共识。文章以八达岭长城岔道村为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和基于目标的搬迁分析框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1）社区居民搬迁是遗产化与旅游化目标共同驱动的结果，但也同时反作用于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进程与目标，最终导致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双输；（2）社区居民整体参与缺位及其生计不可持续是导致社区搬迁目标——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失败的关键原因；（3）社区居民搬迁是一个复杂的利益分配过程，自上而下式的目标导向驱动与协商机制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为此，构建双向互动的利益表达及决策机制、有效的社区参与机制及社区居民可持续生计机制是保障遗产保护、旅游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前提。
引言
在遗产地申报与管理过程中，为满足遗产“真实性”“完整性”等要求，遗产地内社区居民的部分或整体搬迁已成为地方遗产化与旅游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1-2]，如布达拉宫申遗搬迁（1994）、峨眉山申遗搬迁（1996）、武夷山世界遗产保护搬迁（1998、2001）、嵩山-少林景区环境整治搬迁（2003）、武陵源核心景区生态移民（1999、2001、2018）、庐山牯岭居民搬迁（2019）等。从目标看，地方政府推动的遗产化与旅游化旨在保护遗产和发展旅游，进而促进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 [3]。在实践中，社区居民搬迁是地方政府推动遗产化的一种手段，往往是为了遗产申报。然而，这种搬迁也离不开地方政府发展旅游的经济动机，甚至地方政府借遗产化之名行旅游化之实，即借申报遗产的机会为旅游发展创造条件。
从现有研究结论来看，对居民搬迁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方面，有研究认为居民搬迁有利于自然及文化遗产的保护 [4-7]；另一方面，有研究认为居民搬迁会损害遗产的完整性和原真性 [8-9]，甚至使保护工作更困难 [10]，使旅游发展也难以可持续 [11-1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认为，把遗产地的居民全部迁移出去会使保护工作更困难，并提出“以人为中心”的保护模式新思路 [10]。不过，这两种结论都是基于搬迁结果进行的评价，而地方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 [3]。为更好地理解遗产化与旅游化过程中的搬迁问题，本文拟通过对北京八达岭长城岔道村的社区搬迁的历程追溯与分析来解剖社区搬迁和旅游发展、遗产保护的关系，为未来遗产地社区治理、传统村落的振兴与长城国家公园文化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1 文献综述1.1 相关概念的界定
1.1.1 遗产化与旅游化概念界定
遗产化（heritagization）是个人、群体、公权组织等通过日常生产生活或特定程序对社会历史遗留的物质、环境、各种精神现象与体系的认同过程 [13]，或是一项历史遗存被权威官方机构申报为遗产并进行价值保护、利用与管理的过程 [3,14-15]；或是特定社区、群体与个人根据日常生活实践与习惯性活动选择特定的内容进行推崇与保护，使之成为“遗产”的过程 [16]。遗产化既可以作为一种思维框架，也可以作为一种理念加以泛用 [16-17]。遗产化的本质是为了构建地方、国家身份认同 [18]，目的在于通过遗产的政治阐释建立相关群体成员间的凝聚力、对公众产生政治影响、提升政治管理形象以实现政治控制 [17]。旅游化（touristification）是由旅游者的活动引起的综合现象 [19]，是各种事物在旅游活动的影响下发生变化的过程 [20]，或一个地方演变为旅游目的地（区）/旅游空间的过程 [3,21]，或一个涉及各种社会性活动的内在结构及其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复杂的选择过程与结果 [22]，或社区逐渐深入参与融入社区旅游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 [23]。基于此，本文将遗产化视为一项历史遗存获得官方机构认可的过程，本质上是为了保护遗产 [3]；而旅游化则视为地方的旅游发展演化过程，旨在发展地方旅游 [3]。
1.1.2 遗产旅游地社区搬迁概念界定
社区居民外迁作为遗产旅游地人口流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当代全球遗产化与旅游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 [24]。常见术语包括生态移民、保护驱动搬迁、旅游驱动搬迁与安置、旅游与保护驱动搬迁与安置、发展驱动搬迁等。其中，生态移民（ecological migrants）指，因为生态环境恶化或为了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所发生的迁移活动，以及由此活动而产生的迁移人口，可分为自发性与政府主导生态移民、自愿与非自愿生态移民、整体与部分迁移生态移民等 [25]；保护驱动搬迁（conservation-induced displacement）指为了保护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而导致的人口迁移 [26]；旅游驱动搬迁与安置（tourism-caused displa-cement/tourism development induced displacement and resettlement）指为了满足游客的需要与发展旅游而建设旅游景区及升级旅游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一系列旅游项目，以及与旅游利用有关的自然保育和遗产保护活动，当地居民被迫迁离居住地重新安置 [24,27-28]；旅游与保护驱动搬迁与安置（tourismand conservation-induced community resettlement）指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受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影响而迁离社区进行重新安置 [28]。发展驱动搬迁（development-induced displacement/development induced displacement and resettlement）指由于发展项目的干预发生的人口迁移，如政府主导的水库大坝、道路和城市等建设发展项目影响 [26]，通常是永久的、不可回迁的。可见，在遗产旅游地搬迁中，相关术语主要指向特定的旅游发展、遗产保护目标或宏观的发展目标，鲜有术语涵盖遗产保护、旅游与社区的三者协同发展目标 [28]。本研究将遗产旅游地的社区搬迁（community displacement）界定为在遗产化与旅游化过程中，社区居民受遗产保护或旅游发展或两者共同驱动采取迁移行动，以实现遗产地遗产保护、旅游与社区的协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可分为保护驱动型、旅游驱动型及保护与旅游共同驱动型3种搬迁类型。本研究提到的社区指，长期或相对长期生活在遗产旅游地内部及毗邻区域的拥有共同价值体系，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群体 [29]，即当地居民。
1.2遗产化与旅游化情境下的社区搬迁影响研究
在遗产化情境下，遗产保护驱动的社区搬迁主要包括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保护区等自然遗产地生态移民活动，也包括历史街区、遗址等文化遗产地的保护性搬迁活动。目前，关于保护驱动的搬迁影响研究视角从搬迁对生态环境、经济的影响逐渐转向搬迁社区的可持续生计 [28,30-32]、社会文化适应 [33-34]、健康福祉 [35-36]影响。研究表明，保护驱动型或相关搬迁与安置项目虽然有可能利于生态多样性保护与恢复 [37-39]，提高社区居民收入、完善遗产地与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社区生计方式 [4-5,30,40]，但也可能对搬迁社区居民造成难以恢复的经济与文化负面影响 [35,41-45]，同时也会打破原有生态平衡 [41]、造成经济贫困 [45-46]、社会错位/边缘化 [44,47-48]、各种心理和生理的不良反应 [34-35,41]以及社区冲突 [35]等消极后果。在国外，比较典型的理论是Cernea 的贫困风险与重建（impoverishment risks and reconstruction，IRR）模型 [46]，总结了保护驱动搬迁导致贫困的8 种潜在风险，包括：失地（landlessness)、失业（joblessness）、失家（homelessness）、边缘化（marginalization）、患病率与死亡率上升（increased morbidity and mortality）、食物不安全（food insecurity）、丧失公共财产和服务的使用权（loss of access to common property and services）、与社会脱节（social disarticulation）。在国内，陈昀等基于嵌入理论得出了“生态移民迁移模型”（eco-migration model），认为生态移民从原居住地迁出实际上是一个与原有社会经济文化联系脱嵌的过程，会带来经济风险（耕地变化、储蓄资金消耗、工作技能匮乏、公共财产损失、生产及贸易体系破坏）、社会风险（社会文化观念差异、社会网络破坏、社会结构瓦解）和心理风险（心理创伤、身份迷失、缺乏社会归属感） [49]。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创建无人居住的荒野”的黄石公园保护模式使社区居民流离失所，既无助于保护，也无助于人类福祉 [41]，在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以保护的名义强制居民搬迁的行动“注定是失败的” [45]。然而，长期以来基于保护目标驱动的社区搬迁作为解决人地关系冲突、打破环境恶化和贫困循环的有效手段与关键路径，在遗产保护与利用实践中仍占主流。
在旅游化情境下，有学者专门提出了旅游驱动搬迁与安置概念 [24]。虽有学者认为，旅游驱动型搬迁有助于脱贫致富 [28]、扩增旅游区承载量 [50]、缓解遗产保护压力 [51]，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旅游驱动型搬迁会使社区居民原有的社会空间丧失、非正规就业人口增加 [52]、生活方式和生计遭受破坏 [27,53-54]、生计单一 [28]、再度贫困 [55-56]及去地方化 [9]、不利于地方遗产保护 [11-12]与加剧旅游商业化 [9]。有研究表明，洛阳的旅游驱动搬迁产生了增加资产价值、创造就业、改善环境、方便城市生活等积极影响，但也导致农民耕地和收入保障的丧失、腐败和冲突、社会网络的丧失以及社会福利等问题 [24]。可见，旅游驱动搬迁的影响也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
综上，社区居民为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而搬迁是一个重要且富有争议的问题。目前，旅游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 [24,27]，更多是把社区搬迁作为遗产旅游地研究的背景提及或关注与之相关的动机原因 [2,57]及后续现象 [24,50,58]，而非关注搬迁过程与目的本身及其与保护、旅游的作用机制。虽然已有学者在我国三清山世界文化遗产地银湖湾社区搬迁研究中谈及旅游与保护驱动搬迁与安置（tourismand conservation-induced community resettlement），但仍聚焦于旅游及其相关发展驱动搬迁后的生计影响 [30]。当前遗产化与旅游化情境共存越来越普遍，遗产地实现可持续发展越来越需要同时兼顾保护与利用，实现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从而确保遗产旅游地居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 [59-60]。然而，现有研究主要基于单一遗产化或旅游化情境分析搬迁的影响，忽略了社区搬迁是地方遗产化与旅游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并相互影响 [24,28]。随着遗产保护理念从“保护第一”“以环境为本”逐渐转向“保护与发展并重”“以人为本”，如何理性看待遗产化与旅游化情境下的社区搬迁，需要更全面的分析与回答。
2 研究方法2.1 案例地概况
本文以八达岭长城岔道村为研究案例。一方面，是因为八达岭长城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旅游景区（1958 年）及最早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地（1987年），也是我国最具代表性和接待游客量最多的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地之一（图1），其遗产化与旅游化时间长度有利于进行历时性观察；另一方面，是因为岔道村既是长城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八达岭长城遗产旅游地的核心社区。岔道村分为岔道古城、岔道东村和岔道西村，东距八达岭长城景区入口处1.5 千米，面积6.66 平方千米。其中，岔道古城建于明嘉靖三十年（1551 年），已有468年历史；东村和西村于20世纪80年代建于古城的东、西两边。在八达岭长城遗产化与旅游化的情境下，该村经历了2008 年与2013 年的两次大规模整体搬迁与2017 年的大规模回迁。岔道村的社区搬迁在旅游地社区中是一个典型现象，符合本研究问题案例选择的典型性原则 [61]。
图1 2000—2019年八达岭长城年游客接待人次
Fig.1 Number of visitors to Badaling Great Wall in 2000—2019
来源：八达岭特区办事处，2019；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2020
2.2 数据收集
本文主要通过一般访谈法、深度访谈法、非参与式观察法、座谈会法收集一手数据。2019 年7 月25 日至8 月5 日，研究者在岔道古城与八达岭长城景区进行实地调查。首先，研究者以一般访谈法了解并收集八达岭长城与岔道村旅游发展、遗产保护及社区搬迁的基本信息，并从中找出相关事件的关键行动者以进一步深度挖掘信息，共访谈社区居民5 人。深度访谈法主要针对核心利益相关者，访谈内容涉及八达岭长城与岔道村遗产化、旅游化及搬迁的历史进程、具体事件的因果关系以及个人看法等内容，共访谈25 人，包括岔道村村委会（1 人）、社区旅游公司——岭西旅游服务公司（2 人）、景区管理者——八达岭特区办事处（1 人）、景区经营者——八达岭旅游总公司（2 人）、一般社区居民（19人）。期间，非参与式观察法主要通过实地考察、拍照记录八达岭长城景区与岔道村的遗产资源、旅游接待设施、居住区等空间分布及基本信息，并结合访谈法充分了解当地的遗产化、旅游化及社区搬迁历史过程与事件。最后，组织景区管理者座谈会以全面深入地了解八达岭长城景区的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历史进程、现状问题及其根源。此外，研究者于2020 年12 月8—12 日对八达岭长城遗产地与岔道村社区展开了补充调研，共访谈社区居民4人，持续跟踪关注岔道村居民搬迁及回迁的后续影响。
2.3 数据分析
鉴于遗产化与旅游化情境下的社区搬迁具有目标性，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规划搬迁与实施模式，本研究采用社会政策的“制定-执行-反馈-调整”分析框架 [62-63]，构建基于目标的社区居民搬迁分析框架，将居民搬迁分为制定、实施、反馈、调整、终结5个阶段进行分析（图2），具体指在遗产化与旅游化情境下，受地方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目标的驱动，政府部门、社区集体组织、社区居民、旅游企业等核心利益相关者在动员、决策、执行等搬迁过程会对搬迁目标起反馈作用，进而调整搬迁行动以至结束。同时，本文也借鉴过程-事件分析法（processevent analysis）理念 [64]，分析八达岭岔道村社区搬迁行动中发生的事件——过程及其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并对基于目标驱动的社区居民搬迁的逻辑进行动态的解释，以期能够清晰地理解和回答研究问题。根据岔道村搬迁的驱动目标（遗产保护或旅游发展）和时间节点，本文将岔道村社区的搬迁分为遗产化搬迁阶段（2006—2012）、旅游化搬迁阶段（2013—2016）、居民回迁阶段（2017—2020）。
图2 遗产化与旅游化情境下的社区居民搬迁分析框架
Fig.2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community residents’displacement in the contexts of heritagization and tourismification
进一步，本研究梳理了岔道村社区不同搬迁阶段的遗产化与旅游化过程事件（表1）。整体来看，八达岭长城遗产地的遗产化经历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世界文化遗产（1987）—国家公园建设试点单位（2014）—国家文化公园建设（2017）的演变过程，其旅游化经历了国家风景名胜区（1982）—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01）—国家5A级旅游景区（2007）—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之一（2016）—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2019）的演变过程。在八达岭长城遗产化与旅游化不断交织演进的情境下，岔道村的遗产标签也从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5）逐渐演变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与传统村落（2013），其社区旅游也不断发展、完善。
表1 岔道村不同搬迁阶段的遗产化与旅游化过程事件一览表
Tab.1 Th e process-events of heritagization and tourismification of Chadao village in different stages
资料来源：基于文献和调研资料整理所得
3 研究发现3.1 遗产化驱动的搬迁过程及反馈（2006—2012年）
3.1.1 自上而下的过程：遗产保护目标驱动搬迁的动员-决策-执行过程
2006年，国务院颁布《长城保护条例》。为了更好地保护遗产资源，使得遗产保护与区域发展相协调，2007 年6 月15 日，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与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发布《八达岭-十三陵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2007—2020年）》，要求“严格控制风景名胜区内的人口增长，为符合风景名胜区规划要求有必要外迁部分居民人口，其中核心景区内的居民点除具有一定历史价值而现状保留的村庄外应全部迁出”，并将岔道古城及古城外的岔道东、西居民点分别列为保护型与缩小型居民点。与此同时，为了迎接北京2008 年奥运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及向公众展现长城厚重的文化与历史，八达岭长城景区于2007年开始大规模的升级改造，涉及文物保护、古城修缮、环境整治、商业店铺拆除搬迁等35项升级改造工程。可见，八达岭长城遗产旅游地的岔道村社区搬迁是基于遗产化目标驱使的搬迁，即基于遗产保护的搬迁。这与以往遗产旅游地社区搬迁脱贫致富的首要目标存在差异。
在八达岭长城遗产保护目标驱动背景下，地方政府开始动员当地居民搬迁。八达岭特区办事处（简称“办事处”）与岔道村村民代表——村委会洽谈整体搬迁事宜，租期为20 年（租金不一，一年一结），并交由八达岭旅游总公司（简称“总公司”） ①办事处是八达岭长城景区的管理主体，总公司是景区的经营主体。2016年前，办事处与总公司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即管理与经营一体。2016年末，办事处与总公司分离，八达岭长城景区的管理与经营分开独立运作。管理与经营古城。随之，村委会动员每家每户村民把房子租给办事处，党员、干部要带头。在租金收益得到法律保障的情况下，2008年村民委托岔道村村委会（简称“村委会”）、岔道经济合作社（简称“合作社”）对其房屋进行经营改造，用于商业旅游经营，并同意村委会将经营改造权委托给总公司。2008年9 月，总公司成立八达岭岔道古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古城旅游资源开发工作。自此，由地方政府、社区集体组织、社区居民与旅游企业等主体共同主导的搬迁过程基本完成。社区搬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为主，而作为社区房屋主体的居民与实际经营改造者的直接互动联系较弱。
3.1.2 负反馈：居民生活与参与缺位的遗产化搬迁导致了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双输
3.2 旅游化驱动的搬迁过程及反馈（2013—2016）
3.2.1 自上而下的过程：旅游发展目标驱动搬迁的动员-决策-执行过程
3.2.2 负反馈一：居民参与持续缺位的旅游化搬迁加剧了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衰退
3.2.3 负反馈二：居民生计不可持续的旅游化搬迁加剧了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3.3 居民回迁及其反馈（2017—2020）4 结论与讨论4.1 结论
社区居民搬迁是遗产化与旅游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影响遗产化和旅游化的进程与效果。在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的双重目标驱动下，管理部门都选择了将社区居民整体搬迁作为现实策略，经过“目标制定-目标实施-目标反馈-调整-终结”等过程与作用，结果表明，社区居民搬迁反而对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产生负面影响（图3）。
图3 遗产化与旅游化情境下岔道村社区居民搬迁过程与反馈机制
Fig.3 The process and feedback mechanism of Chadao villlage community displacement in the contexts of heritagization and tourismification
注：+、－代表正、负作用
社区居民整体参与缺位及社区生计不可持续是社区搬迁策略失败的关键原因。在岔道村的发展过程中，以遗产保护为目标的整体搬迁本质上都是将社区居民完全排斥在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的过程之外。这种策略忽略了社区不仅是传统村落型活态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旅游发展的内在活力，导致了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双输局面（图4）。
社区居民搬迁是一个复杂的利益分配过程。从岔道村的搬迁反馈机制来看，“自上而下”的单向沟通方式不利于多方表达利益诉求和共同制定互惠的搬迁决策，也不利于协调搬迁过程引起的利益冲突矛盾，从而容易阻碍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搬迁目标的实现。因此，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过程中的社区搬迁问题需要一个更动态的、上下结合的沟通协调机制。
4.2 讨论
在遗产保护领域，“见物不见人”的保护方式仍在盛行。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当社区作为遗产的组成部分、社区居民作为遗产价值保护与传承的主体时，维持社区居民的在地与合理参与才是遗产保护工作可持续的基础。在旅游发展领域，“搬迁居民，减少麻烦”的思想仍十分常见。本研究表明，当社区居民缺位于活态遗产地时，其作为旅游吸引物及其旅游创新个体、旅游服务主体的功能与角色也相应失去，这类传统村落型遗产的旅游发展也失去活力，难以可持续。此外，本文构建的社区搬迁分析框架和遗产化（图2）与旅游化情境下社区搬迁与遗产保护、旅游发展互动模型（图4），对后续研究仍具有参考意义。
图4 社区搬迁与遗产化、旅游化互动作用模型
Fig.4 The interaction model among community displacement,heritagization and tourismification
本研究为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乡村振兴建设等工作中社区居民搬迁问题提供了参考依据。即让遗产型社区在“活态”与“参与”中助力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避免传统村落在保护与发展中居民的“空心化”“边缘化”与“非原生态化”问题 [65]。遗产旅游不仅要强调遗产价值的传承、保护，也要更好地服务于社区居民生计的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需求 [66]。
当然，本研究的社区搬迁是基于遗产化与旅游化的情境，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情境的社区搬迁研究。同时，本研究强调遗产化与旅游化情境下社区居民搬迁对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目标的影响，并未深入分析搬迁目标实施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博弈、利益冲突等具体事件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这也是研究者未来研究深入探讨的重点议题。
文章发表于《旅游学刊》2022年第3期，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 || 王婧
责任校对 || 刘鲁
技术编辑 || 郭秋琪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硕士研究生
封面图片 || 微信公众平台公共图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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