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山下的流动姐妹们
她们是工厂里的女工，是东奔西走的家政，是照顾家庭的全职妈妈……
她们像大雁般，带着对未来的期盼，从家乡飞往繁华的都市，却始终无法摆脱迁徙的孤独。
她们是城市流动女性，她们值得被看见，被理解，被尊重。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大城市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与生活条件。截至2020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达9.02亿，流动人口达3.76亿，其中流动女性超一亿人，流动人口子女达1.3亿。在这几十年的变迁里，流动女性又经历了怎样的就业故事？
图源北京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
冰山之上
北京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成立于2010年，扎根于东沙各庄这个城中村，是一家以关注和服务来京务工女性为宗旨的公益组织。齐丽霞是木兰花开的创始人之一。2002年她辞去乡村教师的“铁饭碗”，南下进厂打工，最后来到北京与三个姐妹创立了木兰花开这个公益组织。
“南方以制造业工厂为主，流水线工作，年轻女工更受欢迎，在密集工作下女工更容易被规训。北方的流动女性主要在服务行业工作，如餐饮、家政等，工作和生活相对分离，但需要承担更多的情绪劳动。”当谈起这十几年女工的就业变迁时，南北方差异是齐丽霞最先说起的地方。
图源公众号一席，摄影廖露露
在异地打工，身份认同是流动女性时长遇到的问题。“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第一次很小心地走进宿舍时，不小心碰到了什么，一个睡在窗帘子里的人就恶狠狠地骂‘没长眼睛啊，乡巴佬！’”齐丽霞仍对南下打工时的这一经历难以忘怀。木兰花开的另一位创始人张睿也说，以前家政工有个不好听的称呼，叫“小保姆”。这些歧视也让姐妹们在大城市找寻不到归属感。
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流动女性的就业都面临严峻的保障问题。她们很多并没有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这也意味着她们一旦遭遇工伤、疾病或被解雇，很难获得应有的赔偿。
流动女性在城市中不得不长期“干到老”。她们既无法依靠子女养老，也没有退休金。木兰花开文艺队的成员，也是一家早点店女工的小云（化名）在被问到未来是否指望小孩养她时，她笑笑说：“现在靠小孩靠不住，能干多久干多久吧。”
冰山之下
就业困境的背后是各类影响因素。
“我们那时候的农村根本没有人注重你学习，也不知道学习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都是男生出来学技术，女生嫁人这种思想。”住在北京城中村东沙各庄的流动女工小静（化名）说。
较低的学历背景极大程度上限制了流动女性的就业机会。潘毅，一位女性学者，1995年时曾在南方一座工厂以女工身份开展田野调研，在她的《中国女工——新型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一书中，流水线岗位的面试人员颖（化名）说:“我们优先考虑来自广东省内的，年龄要16岁以上，不过最好是18岁到23岁时间、未婚，并且受过高中教育的人。”
出生在河南的小云初中毕业后于1993年来到北京打工，也曾经试图通过学习来弥补专业和文化水平上的缺失，却发现学习和生存之间存在双向矛盾，“去学点什么东西，就得放弃工作；工作了交完房租，就没钱再交培训费。”
除了教育背景这种个人因素，大环境的不友好也使流动女性的就业情况雪上加霜。
政策的变化一直影响着流动人口的就业。90年代以前，暂住证是流动人群就业的一大痛点。要办理暂住证，流动人口需要在居住地有合法稳定的工作和住所，不然就需要返乡。“对很多打工者来说这就是悖论。我出来就是找工作的，但是我得有工作才有暂住证，没有暂住证就不能出来找工作”齐丽霞说。
在暂住证引起的风波平息之后，其他政策又接踵而至，横在女工们面前。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已经超过管控人口，对流动人员子女教育的入学管理成为管控人口的有力手段。
2013 年教育部印发《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电子学籍政策出台。本意是完善流动儿童转学、升学的电子学籍信息系统，由于没有过渡性政策，各地实行时给流动家庭带来了一片哀鸿。
“北京也有积分上学的政策，但是学历就卡了，有社保的比例也极低，”齐丽霞说，“入学政策跟我们完全没关系，这个门槛就好像在云里一样，你可以就当它没有。”
图源北京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
这一政策出台后许多流动女性被迫放弃在城市的工作，带孩子回老家上学。“木兰的多数姐妹一到孩子上学的年纪就会选择放弃工作，返乡陪读，成为全职妈妈。”
“女性在北京打工面对着各方面的阻碍，其中一个就是家庭方面的，” 张睿总结到“很大一部分姐妹其实是家庭核心价值观，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永远排在丈夫和孩子之后。”
流动女性返乡之后，找工作也会面临重重困难。张睿提到，木兰花开专门去返乡姐妹的家乡做了调查。姐妹们如果要工作，多数是一天12个小时，一个月工资2200~2300元，中午也没办法给孩子做饭，晚上也没办法接，孩子的学业更是顾不上。和在北京的工作相比，这样的一个工作强度和收入打消了返乡姐妹们继续工作的念头，只能专心带娃。
小朵（化名）也是这些返乡姐妹们中的一员，儿子在老家上小学。在回答等孩子大了是否考虑重新找工作这个问题时，她无奈地说“等到孩子上初中，白天有时间也就可以工作了，但是年龄限制又成了问题，比如说干家政，老家40岁之后就不怎么考虑了。”
小朵的无奈之处，反映着年龄要求也在限制着流动女性的就业。
齐丽霞分享道“年龄在工厂里面是有歧视链的。流水线都是简单重复的动作，只招十八到二十几的年轻女工，眼明手快，又年轻又听话又顺服，这对工厂来说是非常好的。”
但是等这些年轻女工结了婚，生了孩子原来的工厂就不要她们了。“毕竟精力什么的都会分散，不结婚的一年回家一次，结过婚的孩子一有什么急事说走就得走。”小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那上了年纪之后能干什么工作呢？齐丽霞在和姐妹的相处中也有发现 “现在有一个说法叫 ‘吉祥三保’：保洁、保安，保姆。” 但这也有个年龄限制。以家政为例，一般都要30多岁到40多岁这个区间，稍微小一点或大一点都不愿意用。年轻一点的，45岁之前，可以照顾小孩，工资高些。年纪大点的，超过50岁，就只能照顾老人，工资更低。
小云叹了口气， “现在的工作是好找，但我将近50，就不好找了。要是去饭馆的话，也只能做一个基础的，要是干家政的活，除非是原先认识的老客户推荐，在家政公司里我算是被淘汰了。”
踏平冰山的努力
数量超一亿的流动女性已是庞大的社会群体，如何解决她们遭遇的就业问题外界也在积极介入。
“木兰做了一个亲子早教，类似于社区养育，照顾孩子，教姐妹们育儿理念，减轻姐妹们的育孩压力，帮助她们能抽出身来工作或缓解情绪。我们还发展社区经济，成立了合作工坊和手工小组，让姐妹们能增加一些收入，再早之前我们还做过职业培训。” 张睿介绍公益组织如何助力流动女性更好就业。
木兰姐妹合作工坊，图源北京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
小云提到，她在早餐店的工作正是齐丽霞介绍的，“姐妹们会相互介绍工作，也有单位出于对公益组织的信任直接找到木兰，我们就把信息发到姐妹们的群里，在其中牵个线。”丽霞回答道。
针对流动女性缺乏就业保障的困境，政府也在出台一些措施。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政策规定，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愿选择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由个人承担，可以在本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300%之间选择适当的缴费基数，缴费比例为20%。
“现在回老家不是没工作么，就买了这个灵活就业保险，一个月交几百块，未来也能有点保障。”暑假带着孩子来北京看爸爸的小朵分享自己的做法。
木兰已经成立了14年，在这十几年里木兰与姐妹们创作了众多属于自己的歌曲，《我要大声歌唱》是其中一首“我不想比男同事，少升迁机会；我想要准时发工资，不想年底去讨薪；我想要好好工作，不想被人骚扰；我想有平等的身份，想融入城市生活；我不想老无所依，想有养老的权益；我要大声唱歌，要让世界听到我说。”